9月20日，蒂姆·库克出席在纽约举行的首届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与金融类新闻社“彭博社”创始人、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译作迈克尔·彭博）一起接受彭博经济周刊主编梅根·墨菲的采访。库克在访谈中为未来年轻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如果希望跻身中产，学会编程很重要。
以下为采访全文：
梅根·墨菲：今天能够邀请到二位，真的是非常荣幸。我们今天想谈谈与在座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几个事情。我们要谈谈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道德责任、社会责任等等。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很多新浮出水面的问题，因此私营企业也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多的角色，这不仅仅在美国，也在世界其他国家。我想先问问库克先生，很多时候，政府的反应不够迅速，而你在弥补这些空白上做了很多的努力，在如今的局面下，你是如何定位苹果的，作为一个影响无数人生活的企业的领导，你个人又有怎样的责任？
库克：谢谢这次大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将大家聚在一起。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人才本身，公司只不过是因为将不同的人才聚在一起而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作为一个企业的CEO，首要职责是描述你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并引导大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前进。
肯尼迪总统曾经说过，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多少，就先给予别人多少，其实这句话来自圣经。苹果到今天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我们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去给予和回馈，希望更多的帮助解决一些巨大的社会难题。
我们一直在试图找出政府所努力解决的问题，努力找出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用我们已有的技能去解决一些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问题，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技能。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和政府联手合作，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问题我们可以靠自己来解决。
苹果的核心理念就是改变世界，很显然如果你无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的。对于CEO来说，沉默就代表着赞同，如果你看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沉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国家、公司、那些为了公司拼命工作的员工以及顾客都无法接受的。这就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我想说今天的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积极乐观，尽管有的时候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我们今天的机会惊人的多，可以团结协作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
梅根·墨菲：布隆伯格先生，下面我们来谈谈气候变化的问题。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时候，我们建议私营企业应该团结起来，承担改善气候的责任。作为纽约的前市长，您曾与无数的政府官员和公司打交道，让他们保证尽自己的义务，达到环保的要求，但是一旦有分歧出现的时候，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让大家再次团结在一起，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呢？
布隆伯格：我特别同意库克的看法，公司其实就是人才的集合体，他有责任为社会做些贡献，以保障自己员工的生存环境。其实员工很重视企业文化，当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会听取员工们的看法，我会询问我们客户的建议，也会咨询我的家人。
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我们要走出去，勇于冒险，说出 自己的信仰，人们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你。墨菲，你说得对，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任何事情上与你达成共识，不过我相信只要人们信任你，他们会忽略与你存在分歧的那些部分，而且他们会更加尊重你。这也是我们在三次竞选中都获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和纽约的人们有很多相同点，其实我们很不同，我很有钱，又在一个没有很多共和党人的城市代表共和党参选，最终我们还是赢了，因为人们相信我在真正努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当谈到气候变化，首先付诸行动有利于公司的经济；其次，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可以向员工强调公司在气候变化上做出的贡献，比如彭博的盈利都会进入彭博慈善机构。你告诉他们，如果你去苹果工作，你将会为一群有钱的股东工作，而去彭博工作，你是在改变世界（小玩笑）。
不过，我真的认为公司是有义务去回馈他所在的城市的，我们是这些城市的客人，他们却给了我们开店的优先权，让我们赚了钱，我们欠他们的。彭博在170个城市有分部，我们让员工走入当地的学校去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或者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或者捐款赈灾，我两周前就在圣约翰岛和圣托马斯（美国维京群岛地名）。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我特别佩服库克的一点就是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还愿意走出去，不是只关注经济利益。
而且我认为做慈善事业，恰恰有助于公司的发展。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不要去管别人的看法，晚上睡觉前，你最后看到的是你自己，你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骄傲。
梅根•墨菲：库克，我们来聊聊移民问题吧，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面临的挑战。你曾公开希望政府放松对高技术员工移民美国的要求；另外，在政府宣布废除 “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计划的时候，你曾发推特说你要和为苹果工作的 250名daca员工站在一起，他们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拥有和我们一样平等的权利。这些是你的员工，你称他们为与并肩作战的邻居，你们与政府的交涉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
库克：我们在很努力推进这件事情。我觉得移民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里最为严重的一个，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美国的根本价值观，在衡量我们是否在依照伦理道德行事。
苹果的很多员工，在他们2岁的时候就来到了美国，当时并不是他们自己决定来美国的，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美国，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深深爱着这片家园。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在美国的人都能像他们一样热爱这个国家。他们有工作，支付政府税收，他们是社区的支柱，他们是超级棒的人才。现在政府忽然让他们离境，就好像是有人忽然走到布隆伯格市长面前说‘hi 麦克，我刚刚发现你其实并不是美国公民，你必须离开这个国家’，这是没法让人接受的。这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当我听到政府开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事件，而是关乎人类的尊严以及对他人的尊重。
就是这么简单而又直接。在移民问题上，如果我是一个国家的领袖，我的目标将会是垄断世界上所有的优秀人才，我希望每一个聪明的人都来我的国家，因为这些人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而就业是最终缔造一个伟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是保证一个国家充满机遇、欣欣向荣，保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过上快乐生活的基础，这些动力驱使着人类进步，也让人们有了目标感。所以，我会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而非仅仅让少数人进入这个国家，我要雇佣更多的人。
上周日，我去了埃利斯岛(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1892至1943年间曾用作移民进入美国的检查站)，我想体验一下来美国的感觉。大厅里有一些20世纪初保留至今的椅子，坐在那里，你真的能够感受到房间里的人们，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焦虑与希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源于此，也许不是埃利斯岛，也许是佛吉尼亚，我们家就来自于此，但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于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我们都是美国移民的后代。
布隆伯格：如果一个母亲，抱着自己新生的婴儿，走进一家银行，忽然拿出一支枪，抢劫了这家银行。我们不应该去起诉那个婴儿。这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年轻的daca （“童年入境暂缓遣返”）也许并非合法入境，但他们并没有犯罪，相反，我们极度需要这些人。现在令我焦虑的是，我们在美国和伦敦的办公室，有一些员工说“我会呆在彭博，不过想转到其他国家的部门里，因为我们在这里不受欢迎”。
这是当前排挤移民的政策下和言论下所发生的。这些排外言论是有影响的，也许不会立竿见影，但最终会伤害我们。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年轻血液补给美国，如果他们不能来这里，他们会去更受欢迎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建立工厂，提升文明，一旦这些发生了，我们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不过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比史上任何时候都严峻。
梅根•墨菲：正如两位所说的，我们现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那么你们是如何进行自己的资源配置的，如何决定你的时间、精力、慈善基金应该优先投到哪些方面，是移民问题，是国际贸易还是气候变化？
布隆伯格：有时候，私营企业可以做一些政府不能做的事情，而政府也能做一些私企无法做到的事。我前几天去圣约翰岛和圣托马斯岛，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合伙人，在那里有栋房子，飓风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情况简直糟糕透顶，他们需要医药，食物，电力等等，问我能不能帮什么忙。于是我用飞机把一批有相关经验的员工送去那里，虽然我们知道联邦应急管理局会来，联邦政府也会来，他们也会出色的完成任务，但是政府的一个弊端就是效率低，因为整个机构是庞大而繁冗的，他们还有好多保守政策来保护人民的财产。
私企反而能够很快的进行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私企有较高的创新力，我们把我们的员工送过去，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解决问题的对策了。我们的运行方式与政府不同。于是我们为那里带去了药物，后来他们又遭遇了一场飓风，我们运送了更多的员工去帮忙。
所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其实很多事情你无能为力，要由政府来解决，比如我们不能保护国家免受恐怖分子攻击，但我们可以游说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说服政府在气候变化上有所作为，或者说服国会收缴青年人以及有心理疾病的人的枪支，再比如关闭燃煤发电的计划等等，这些是私企可以做的，甚至可以比政府做的更好。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是相互共生的关系，但两者的源动力是非常不同的。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他们充满创造力，他们做了许多别人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果他们把精力放在社会问题上，他们也会创造出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梅根•墨菲：那我们来谈谈你们正在解决的一些问题。库克，你和苹果公司一直致力于解决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比如缺乏创造力，比如人们在质疑学校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底是否有能力胜任未来的工作，而不是过去的工作？苹果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的投入，尤其是编程方面。你认为，这个领域的转变是否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是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需要呢？
库克：我深深地被我们的公共部门所做的努力而鼓舞。他们非常愿意改革而且野心勃勃。很多年前，我们精心制作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想苹果的产品一样，很容易被人们学会并使用；随后，我们制定了一个课程，结果有很多的K-12机构 （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教育机构）想要开设这个课程。随后我们把这个课程带到社区大学里，我们已经与33家社区大学谈过了，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着几十万学生。我们看到了学校对于开设编程课程的极大需求，在我看来，这是一把走向中产阶级的钥匙。
过去，制造业是通向中产阶级的钥匙，而未来，编程是开启中产阶级的钥匙。当前世界极度缺乏编程的人才，编程已经成为了我们所有行业最基本的工具。不管你是零售业主，还是自动汽车制造商，或者街角的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这门技术。并不是老师们不愿意开设这门课程，而是当前教育经费里缺少在这方面的投资。
所以，我们现在在培训老师。在每个班里，我们都有很多乐于奉献的老师、管理员，孩子们也比史上任何时候更多的参与到编程里。孩子是非常愿意学习数字经济的，他们在数字的世界里长大，如果他们去到学校，生活在模拟世界里，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政府在可持续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苹果百分之百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投入，尤其是中国。
我们在中国的运营百分之百用的新能源。我们也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世界上每个人都应当被尊重，我们希望自己的产品可以任何人使用，不管他是否残疾，不管他能否看见或听见。
梅根•墨菲：麦克，在座的很多人认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许是暂时的，就像是钟摆一样，左右摇摆。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一些我们看到的政治运动、关闭边境，去全球化等等，但如果这些根源是人们的信仰出了问题呢？人们不再相信政府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不相信公司是可以成为道德标杆。我们在座的又能做些什么?
布隆伯格：谈到钟摆，我想气候变化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事实上，大多数的科学家都认为如果世界持续变暖，总有一天会超出人类能够控制的极限。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我倾向于相信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同事们一起努力钻研出来的理论。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即使有很小的可能性气候变化是真实的，我也要去买一份保险，为此做好准备，以防万一。直接宣称自己不相信气候会变暖，也不做任何防备的做法是极其不理性的。如果你有一个星球，充满了水，我建议你赶快修筑堤坝，移植所种的庄家，买一份保险，准备一些防备设施，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的董事会应该炒你鱿鱼。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像钟摆那样摆回好的状态，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第二，历史上确实有些时候，社会变好了，世界更加开放，不再有可怕的战争和大屠杀，可这并不是现在。当我们身边充斥着虚假新闻，如果你让整个对话在消极的环境中进行，这是有影响的，会让每个人的对话都消极起来。其实是组织的领导人决定这个基调的，在国家层面这个人就是总统，州的层面就是州长，城市层面就是市长，在公司层面，就是库克这样的人，在教育层面，就是院长，董事局主席，大学校长。如果基调比较悲观，每个人都会很悲观，如何从中振作起来，还不是很清楚。
我认为，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领导者，纽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历史上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刻，后来亚伯拉罕（Abraham D. Beame）来了，爱德华（Edward I. Kock）和戴维德（David N. Dinkins）来了，鲁道夫（Rudolf W. Giuliani）和 迈克尔.彭博（彭博本人）来了，我也希望现任市长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会把这个辉煌继续下去。在城市层面是这样，国家也是一样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能喜欢某些总统的观点，可能不喜欢某些总统，但是不论你是否喜欢，人们都会听从领导的指挥，因为我们的信仰和行为方式就是相信电视或者报纸上所看到的。就像我之前说的，领导的言语是有影响的，也许不是立竿见影，但这些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梅根•墨菲：最后我再问库克一个问题，领导们说的话是有影响力的，你最终想在社会上留下怎样永久的印记，你想让苹果公司最终成为什么？
库克：如果人们最终说库克是一个善良而又正派得体的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就是我的目标。
